評價多爾袞可以說他是一個有功有過的人,也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。在一統中原中的作用在不到一年里,多爾袞為清朝立下了兩件大功:一是擁戴福臨,鞏固了新的統治秩序;二是山海關之戰中運籌帷幄,擊敗了農民軍,占領了北京城,開啟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歷史一頁。特別是他占領北京之后,嚴禁搶掠,停止剃發,為明崇禎帝朱由檢發喪,博得了漢族士紳的好感,然后迎請順治小皇帝赴京登基,很快穩定了占領區內的形勢。這些功績,在順治元年開國大典上均得到表彰,不僅給他樹碑立傳,還賜他大量金銀牲畜和衣物,并封他為叔父攝政王,確立了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王公貴族的顯赫地位。

李自成退入山陜之后,原明朝降官降將紛紛反水,但他在順治元年(1644)六月仍積極準備反攻,坐鎮平陽(今山西臨汾),分兵三路北伐。另一支農民軍在張獻忠率領下已建大西國于成都,統一了全川,而多爾袞對此尚不了解。其他小規模的農民軍則更是活動頻繁,使近畿地區常常飛章告急。除此之外,殘明勢力已于五月中擁戴福王朱由崧為帝,定都于南京,改年號為弘光。雖然其政權君昏臣暗,但畢竟尚擁有中國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,兵多糧足,構成清朝統一中國的障礙。在這種情況下,多爾袞的戰略是:對農民軍的主要力量堅決消滅,其中對地方小股起義、“土賊”則剿撫并用;而對南明政權則是“先禮后兵”。
在此方針領導下,多爾袞先后派葉臣、石廷柱、巴哈納、馬國柱、吳惟華等進攻山西,十月攻陷太原,進而包圍陜西。同時,多爾袞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對南明君臣招撫,并寫信給南明閣臣史可法,提出“削號歸藩,永綏福祿”。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團來北京談判過程中,他將其軟禁起來,并不給予明確的答復。此時,清軍已于九月占領山東,十月進據蘇北,與史可法的軍隊沿河相峙。在這種形勢下,多爾袞認為全面進攻農民軍和南明政權的時機已經成熟,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濟格和多鐸率軍出征,向農民軍和南明福王政權發起了戰略總攻。
就當時雙方力量對比而言,多爾袞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實力。由于他雙管齊下,本來不多的兵力卻分兵作戰,兵分則勢弱,容易被分別吃掉;況且此舉很容易引起漢民族的同仇敵愾,使他們暫釋前嫌,有可能攜手作戰。就在這年十月,大順農民軍二萬余人進攻河南懷慶,獲得大勝。敗報傳來,給多爾袞猛然敲了警鐘。